今年三月TIDF在台南的纪录片讲堂，邀请到南韩导演金修彬及台湾导演陈婉真，针对「私电影」这个类型的纪录片创作进行对谈。「私电影」，也有人称「个人化电影」、「自传式纪录片」，在英文中有很
今年三月TIDF在台南的纪录片讲堂，邀请到南韩导演金修彬及台湾导演陈婉真，针对「私电影」这个类型的纪录片创作进行对谈。
「私电影」，也有人称「个人化电影」、「自传式纪录片」，在英文中有很多不同的用语，包括film diary、self portrait、autobiography、essay documentary、first-person documentary等等。主持人吴凡列举了「私电影」的几项特色，「第一，拍摄的对象或是题材是跟自己很亲近的人；第二，大部分的叙事方式是第一人称，不管是第一人称的旁白，或是第一人称的视角观点；第三，影片拍摄过程的思考创作历程，可能也都会呈显在影片里面；最後，这些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个人故事，但却有可能让更多人产生共鸣，甚至具有很大的影响力，成为述说议题的工具，改变社会。」
金修彬导演的《欢迎来扮家家酒》记录了她自己23岁奉女成婚後，在梦想与家庭，自我、妻子、母亲、媳妇等角色间的纠葛过程。而陈婉真导演的《是我吗／妈》则以她母亲为主角，并带出自己与母亲的关系。两位导演从自己的故事出发，既是拍摄者与创作者，同时也是家人与被摄者。这样多重的身分对她们的创作有何影响？她们又是如何看待「私电影」？以下为讲堂对谈纪要：
吴凡（以下称「吴」）：两位导演为什麽会选择从身边的家人或是自己开始，去做「个人化电影」类型的创作？
金修彬（以下称「金」）：其实我并没有计画，拍摄纪录片是当时一个非常自然的举动。怀孕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故，因为不敢置信，所以我想，「如果拍起来，等下从手机里面看到这个影像，代表这真的发生了，如果那不是真的，那我打开就不会看到。」是这样开始拍摄的。後来，结婚、孩子出生……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觉得生活好艰难，所以需要让摄影机作为一种滤镜，去过滤那些艰苦的部分，继续活下去。
而摄影机除了是滤镜，同时也不断提醒我思考自己到底是谁。当时我有非常多的角色，我要当一个妈妈，当一个媳妇，还要当一个太太，所以只有拍摄是我觉得能够为自己做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纪录毛带越来越多，我就汇集成这部影片。
陈婉真（以下称「陈」）：因为念影像相关科系，手边有了自己第一台摄影机，就开始想要来拍点东西。那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我妈妈，她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五十几岁开始学摄影、剪接。她的举动让我觉得很奇怪，想透过摄影机去理解她到底在干麻。
我觉得摄影机的确有点像金导演说的，像个滤镜。我跟妈妈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，很容易吵架，就学之後我长时间离家，可是为了拍她就必须常常回家。有些事情透过摄影机会比较能忍受，当然也还是有不太能忍受的地方，会一直跟她对杠。拍摄还满痛苦的，必须常常回家跟拍她的生活，觉得很累，所以一度放弃了。之後因为我的毕业制作主题就是自传式纪录片，我也对第一人称的纪录片很感兴趣，觉得应该自己亲身走一回，是这个力量让我下定决心把这个片子拍完。
吴：拍摄过程如何与家人沟通呢？
陈：我妈满乐意被我拍的。因为为了拍她，我必须一直参与她的生活，她很开心终於有一个女儿愿意听她讲以前的事情、参与她的活动。她对我也有足够的信任，这是拍家人的一个优势，如果是陌生的被摄者，需要花时间建立关系，甚至对於片子的呈现要有共识。不过，我妈其实是很有摄影机自觉的，有的时候甚至胜过於我，拍摄中如果我们两个吵架，我常常会忘记摄影机的存在，开始乱讲话，但她会意识到摄影机在，所以会hold住。
金：我用的其实是另一种方式——让我的家人习惯摄影机的存在。一开始家人会觉得，为什麽我早上出来房间的时候手上都拿个相机，但因为我太常拿着，他们也不知道什麽时候在录、什麽时候没有在录。摄影机像是我肌肉的一部分，拍摄已经就是我的一种习惯，所以当我把影片完成的时候，他们看到都很惊讶，「这就是你六年多拍出来的东西吗？」。
吴：两位在片中除了是拍摄者，也入镜成为被摄者，请谈谈你们作为影片里个一个角色，是什麽样的心情或想法？
陈：我最初想的很简单，就是要拍我妈妈的人生。但是拍摄时，我没有办法脱离女儿这个身分，我没有办法当一个冷静的拍摄者，而她也无法把我当成一个拍摄者。所以即使摄影机一直在拍，无论是访问或是活动场景，基本上她都会一直不停地跟我对话，我也会忍不住以女儿的身分去回应她，所以後来看毛带後，发现都是我的声音，影像也不适用，於是就停拍了。
後来，我知道我不可能旁观的拍摄她，但可以拍出我们的母女关系，确定了这个主题後，有些访问除了我手上拿着小摄影机拍摄外，也找了第二摄影机侧拍，开始有意识的让自己在影像上入镜。但因为我还是希望摄影机的镜头有主观感，所以我的作法是若用镜子或是倒影，让自己出现在反射里面。
金：我的相机一直处於拍摄的状态，这个过程其实很有趣。有点像是人格分裂，一半的我在拍片，一半的我在真实生活。在想拍片的那一半，是会期待有事情发生的。像是争执，真实的我很不喜欢吵架，但是拍片的我却会觉得太好了，真实的我伤心在哭，但拍片的我却觉得很棒有东西可拍。所以这六年我一直都处於这样的状态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现实还是影像的世界多一点。但如果以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，当生活中发生不顺的事情，我可以躲进这个影像里，当我在看影片的时候，也会觉得很像在看肥皂剧一样，片中的我就是一个角色，发生了什麽事好像和我没有关系。
凡：两位导演都花了不少时间去拍摄影片，分别是四年跟六年。大概拍了多少素材？在这麽大量的素材中，剪接时怎麽决定哪些东西要放到影片里面？而从一个个人、家人、被摄者的角度出发，会不会有不同的考量？
陈：我不知道有多少素材，因为真的多到难以计算。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架一台摄影机在客厅的角落日夜拍，因为那是一个所有家人都会出现的地方。我每天拍摄完会写日志，也会固定时间看毛带，这个时候创作者的角色才会比较出来。
我觉得是在有确切想讲的主题并开始剪接时，才能以一个旁观的立场去看这些素材，把我想讲的主要主题透过影像讲出来。我觉得剪接真的是一个很神秘而且有缘分的过程。有时候片段与片段之间有洞，但也不是很确定要填什麽，就回去硬碟里面找素材，有点不是那麽紧密的规划，而是很随机的在做。
而回到个人式电影或私电影这个主题上，这部片虽然是我跟妈妈，但我不希望这件事好像只发生在我跟我妈妈身上而已。我希望表达出一种关系的状态。所以我会把一些只适用於我们的细节拿掉，保持一种模糊，让观众有空间去认同。
一般的纪录片在介绍人物时，会忍不住想去介绍他的生平，把他的经历讲的很清楚。但在我的片子里，你看到的是一个忧郁的、不满於生活的妈妈，她跟女儿的关系怎麽找到出口，而她是因为什麽事情而低潮，这些细节我都没有放。常有观众问我妈妈不开心的原因，我都选择不回答，因为我觉得这不是重点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世界，重点是一个这样子的家庭主妇，她的处境是什麽。
金：我很同意婉真导演所提的，在那麽多素材里面，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图，到底是要传达给观众什麽事情，那个主题要很清楚，甚至是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主题，这样在挑选素材的时候，就以符不符合主题为基准，像是过筛一样，慢慢会形成一个可以使用的素材库。而因为有一些细节是比较个人的，尊重家人的意见，我最後也没有放进去。
接着，则是要去思考如何表达、传递主题。在影片里面有一个片段，我要拿煮好的炖排骨回去自己的家，我的婆家是反对的。在那之後我和岳母有非常大的争执，我就请我的老公去录音，录下岳母、岳父和老公之间的谈话，大致上就是对我的批评，我就选择做一个动画，去传达当时吵架的情况。（逐字稿听打╱林佩璇，编辑整理╱何思莹，英文口译╱林齐品）
【延伸阅读】
●张赞波、房慧真谈文学与影像的纪实书写（下）
●张赞波、房慧真谈文学与影像的纪实书写（上）
●打开想像，厘清观点——廖克发、邹隆娜谈国际电影工作坊
●「台湾」作为焦点国家，专访捷克伊赫拉瓦国际纪录片影展选片人Andrea Slováková（下）
●「台湾」作为焦点国家，专访捷克伊赫拉瓦国际纪录片影展选片人Andrea Slováková（上）
【关於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（TIDF）】
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（TIDF）成立於1998年，每两年举办一次，以「再见．真实」为核心精神，强调独立观点、创意精神与人文关怀，鼓励对纪录片美学的思考与实验，是亚洲最重要的纪录片影展之一。官网：
